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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舟子认定武大教授独吞成果 被质疑欠谨慎

 

   2007年9月,有网友匿名发文称,时任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邓晓芒(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——编者注)在以其译作《康德三大批判新译》申报教育部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时,故意省略了该书的校对者、邓的恩师杨祖陶教授的名字,以个人译作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哲学类一等奖,独吞了荣誉和奖金。这被称为“坑师案”。

  今年11月1日,素有“打假斗士”之称的方舟子(微博)在微博上引用网上说法,认定邓晓芒“坑师”。11月8日,邓晓芒发表《邓晓芒给方舟子先生的公开信》(以下简称《公开信》),否认“坑师”,并称打假应有足够扎实的证据才能开口,方舟子在此问题上“明显有欠谨慎”。

  12月18日,方舟子和邓晓芒分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。尽管两人仍然坚持己见,但都认为“学术打假并不容易”。

 

“坑师”与否,仍然存疑

  《公开信》称,由于教育部规定只能以第一作者申报,因此邓晓芒在申报表中将杨祖陶列为“合作者”,并在提交前“由杨老师夫妇过了目”。至于“独吞奖金”,信中披露,此次奖项教育部并未发奖金,而是由武汉大学把奖项作为业绩分,折合4万元,是对半分,分别打在邓、杨的账户里的,“有案可查”。邓晓芒还随信贴出奖状照片,上面印着“邓晓芒译,杨祖陶校”。

  “这足见共同获奖的是两人,方舟子说我独吞荣誉和奖金,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。”邓晓芒说。

  11月9日,方舟子在博客中回应《公开信》时坦承“没看到获奖证书是怎么写的”,不过,“当年教育部发布的《获奖名单》中,获奖者只有邓晓芒一个人。”

  “这是根据能够掌握的公开资源做的查证。”12月18日,方舟子解释称,“从杨祖陶先生近期写的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,以及公开的资料看,我认为邓是有问题的。”

  方舟子说,前一届优秀成果奖,邓晓芒就是与别人一起得的奖。这届《获奖名单》上,也有多人获奖的情况,“为何别人能多人获奖,你的就不能?”

  记者查阅教育部2006年和2005年的评奖通知发现,申报要求不尽相同。在2006年的“申报资格”一栏中,确有规定要求“合作研究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,未经第一署名人本人提出申请的成果,不予受理”。而2005年此栏中只规定了“合作研究成果第一署名人,必须是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”,对申报人数没有限制。

  邓晓芒认为,方舟子误读了《公开信》。虽然当年教育部规定只准一人申报,但并不排除在公布时会把合作者列入,实际上确实不止一种渠道公布了《获奖名单》,“我手头就有一本精印的《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册》,一等奖哲学类中列的就是我和杨祖陶两个名字。”邓晓芒说。

  “他在没有找到最重要的证据的情况下,仅凭一份网上容易搜获的《获奖名单》和网上对杨祖陶先生想法的个别猜测,就认定我‘独吞荣誉’,是说不过去的。”邓晓芒说,“现在获奖证书已经在网上发了,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下呢?”

  对此,方舟子回应称,“我见到在网上出示的获奖证书照片,说是上面有杨先生的名字。我想问一句,杨祖陶先生手上有获奖证书吗?”

  “只要杨祖陶先生出来明确说句话,事情就会水落石出。”邓晓芒说,可“三年多来,我们几乎没有联系。我不知道杨祖陶先生怎么想的,他也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过。”

  受邓晓芒委托发布《公开信》的王里先生证实,杨祖陶先生至今对此没有过明确说法。“只听说杨先生年事已高,听力视力不济,不便打扰,所以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。”记者试图联系杨祖陶先生,但截至发稿,没有得到回应。

  “目前没有什么新证据能让我改变看法,也没有什么补充的。”方舟子说。至于奖金,“如果邓晓芒所说属实”,他愿为自己“引用别人的说法”称他“独吞奖金”而道歉。

 

方舟子在成为另一种“权威”?

  方舟子与邓晓芒两人各执一词,真相越辩越迷离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评价称,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学术打假尴尬现状的缩影。

  “目前中国的学术打假生态是,学界自身缺乏自律的共识,学术道德委员会等官方机构‘不作为’,因此,当遇上学术造假时,本该由学界和官方共同来做的打假事业,就无可避免地落到了‘民间人士’身上。”

  邓晓芒在《公开信》中提出“学术打假并不容易,尤其是对无权无势的无名之辈”之语,似乎正反映了在民间力量“挑大梁”的阶段,无论打假者还是被打者都难免遭遇苦衷。

  邓晓芒告诉记者,自己所称“无名之辈”泛指没有行政头衔和权势地位的普通学者,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。“相对有权有势的‘学官’,这批人显然属于‘软柿子’,他们在遭到一些无名攻击之后,在洗刷罪名和对抗反击上,都相对弱势得多。”

  邓晓芒认为,方舟子认定其“坑师”,与他的打假思路有关,是轻信网上传言,疏忽大意所致。

  在邓晓芒看来,学术打假需要“铁证”,必须搜集、掌握了全部的文件材料,清楚了每一步的运作程序后,拿出人证物证,让“被打者”在证据面前无可辩驳。

  方舟子在微博上认定邓晓芒“坑师”,并在收到《公开信》后仍坚持先前的判断,也引来部分网友质疑。“对事情有疑问,提出自己的疑点,本身没有错。但是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,即便认定不公平,拔刀相助,那拔出的‘刀’也应当是事实。”网友“陶北”干脆表示:“打假有风险,取证须谨慎。”

  王里表示,学术打假涉及他人名誉,因此在打假者提出问题时,必须要掌握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。网友“近智远明”还质疑,方舟子在回应《公开信》时曾有“如果邓晓芒所说属实”等语,“但是,查明是否属实不正是打假的基本工作吗?”

  十余年来,方舟子已是誉满全国的“打假英雄”。网友Joker担心:“方舟子本是反‘权威’的,但现在是否又变成了另一种权威?”

  对此,张鸣表示,方舟子作为“打假斗士”一贯仗义执言,即使有时候结论不够权威,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视。“方舟子认定邓晓芒‘坑师’,态度应该更加慎重一点。”他认为,方舟子至少应该先查到评奖材料的原件、获奖证书并与杨祖陶老师核实之后,再发表意见。“这样会减少‘误伤’的概率,也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。”

 

民间力量挑大梁有局限性

  然而,在民间力量挑起学术打假大梁的背景下,“要求无权无势的民间人士在打假前先做成‘铁案’,未免强人所难。”张鸣同时说,“方舟子虽然影响力大,但他毕竟属于民间人士,在‘学官’力量强大的环境里,要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做成‘铁案’,阻力可想而知。而且,从法律层面讲,还有可能违法。”

  “学术机构像现在一样瘫痪不起作用的话,任何指控和争论都容易变成口水仗和派别斗争。”邓晓芒也如此说。

  张鸣表示,由于中国的学术打假目前主要靠民间力量,这注定了打假手段往往比较“生猛”,由于缺乏相对准确的信息来源,得出的结论也“不那么准确”,行为方式也比较难约束,因此,难免呈现出“一团乱”的打假局面。

  方舟子也坦言:“由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,精力和资源有限,不够权威,不是规范的做法,是制度缺失时的无奈之举。”

  至于当前应如何去做,王里呼吁扎实的打假作风和平和的讨论心态,“这是所谓学术打假的最基本素质。”

  方舟子则告诉记者,揭露造假要扎实,讲证据,“但是揭露造假不是学术讨论,不必非要‘平和’。”邓晓芒教授在这一点上认同方舟子的看法,他表示,当前既然仍是以民间力量为主来进行打假,那么就应该肯定它的正面作用。邓晓芒还表示,网上信息正是民间打假的重要渠道。

  “民间打假有它难以克服的局限性,比如在打假者的学术水平、认证资质、中立性和公信力上,都可能有所欠缺。”张鸣提出,要让中国的学术打假路走得更稳健,可借鉴国外治学的经验,在当前学界中培育出一个拥有共同是非观和学术道德底线的“学术共同体”,是一条可行的途径。

  在国外高校的“学术共同体”内,对于学术造假问题的认定和处理,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。“对学者来说,一旦抄袭的文章被公布,学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声誉损失,并从此难以在‘共同体’内立足。”张鸣说,“即使他狡赖,‘共同体’内也有校务委员会等机构来负责仲裁,由专家来负责认定。一般不需司法力量介入,就能比较平和、公允地处理此事。”

参考资料
新浪网   http://news.sina.com.cn/s/2010-12-20/070721672541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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